《大乘起信論》（以下簡稱《起信論》）於南北朝時期譯出，爾後三十年（約550-580）非常盛行，《起信論》對於早期中國佛教思想的開展，占有極其顯著之地位。這段期間對於作譯者尚無爭議，直到隋朝法經《眾經目錄》，《起信論》首次被編列為眾經疑惑部，成為最早對《起信論》「譯者」提出質疑的記載。隨後彥琮《眾經目錄》中則記載了《起信論》為真諦所譯，但譯出時代為陳而非梁。到了唐朝《開元釋教錄》再次確認《起信論》為梁真諦所譯之觀點。 另外，最先對造論者提出質疑的是唐慧均《四論玄義》，提出《起信論》非馬鳴造，而是昔日地論師所造之論。然而，同時期高僧智愷與法藏則聚焦於佛入滅後，佛教的發展提出《起信論》為馬鳴所造。馬鳴為悲憫長迷苦海的群生，破除邪見，樹正法藏，特造此論。該論以義豐文約的表達方式，幫助末法眾生顯發自宅寶藏，最終返本還源。由於在隋唐期間《起信論》有很大影響力，相較之下，對《起信論》作譯者的質疑便不受重視，因此質疑聲浪很快地平息。二十世紀初，多位日本學者經過考證，主張《起信論》並非「馬鳴菩薩造，梁真諦三藏譯。」 再次引起中國學界激烈討論，章太炎最早為質疑提出反辯。 繼之，多位學者各提出正反意見，如高振農認為多數研究已傾向《起信論》是中國人的撰述。2017 年日本學者大竹晋出版《大乗起信論成立問題の研究》，此書是大竹晋歷經十五年考證得出的成果，作者認為《起信論》於思想方面與菩提流支的著作關係最為密切，而《起信論》中表達方式則與曇林的文章最類似，因而推論《起信論》是從漢文佛教文獻拼湊而成的論書，此重要成果也呈現在該書副標題中，即「『大乗起信論』は漢文仏教文献からのパッチワーク。」關於《起信論》義理思想之爭辯，主要可歸成兩類，一是以印度佛教思想作為正統佛教思想所產生的評論，另一則是支那內學院歐陽竟無以唯識思想來判別《起信論》不合佛理之說法。此兩點皆引起太虛（1890-1947）為首的武昌佛學院激烈反駁。綜觀《起信論》在二十世紀的討論中，歐陽竟無和太虛為執牛耳，國學大師章太炎和梁啟超在這方面為重要推手，王恩洋和呂澂對於論辯的影響力也不容忽視，爭論正反之說可謂旗鼓相當。 馮煥珍認為內學院歐陽竟無等人對《起信論》乃至如來藏學的評破，實因宗派或門戶之見所產生，因而從教、理兩方面逐一反駁《起信論》非佛教說之觀點。

關於《起信論》作譯者、真偽問題如同千年疑案，引起古今學界諸多討論，然而，通過對《起信論》諸多探討，反而突顯出《起信論》在中國佛教思想發展史上的貢獻。如同呂澂認為禪、天台、賢首等宗之思想結構和發展，都受《起信論》影響，高振農亦提到《起信論》對整個佛教界的影響力是其他論著所無可比擬的，故民初中國佛教領袖太虛賜予《起信論》為大乘最高著作之美譽。由此可知，縱使《起信論》文本真偽未決，但它對中國佛教史的影響力卻不容置疑。因此，本論文將不討論真偽問題，而是以前人研究為基礎，再進一步轉向探討其更深廣的義理內涵。